我和发小，曾用四叶草缠绕丁香树干，做成植物门帘；每周我们还聚一起，用大人穿破的丝袜，给芭比娃娃做抹胸晚礼服。圣诞节，我们会去厂区宾馆二楼开的歌舞厅里偷摘圣诞树上的小礼物。

和前两代厂矿职工不同，成年后的我，做了一份完全和厂矿没关系的工作，开启了在广州、bj的漂泊生涯。因为永远讲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，极少有人能辨识出来我来自哪里，就像我从来不知道自己的故乡到底算哪里。

这里连“较量”都是简单的。我读小学时，学校里分帮派，南边的是一帮，北边的是另一帮；走干净安全的天桥的是一帮，走桥下尘土飞扬大马路的是另一帮，大家暗自较劲的，不过是谁走得更快，更早进到家属院。赢一次，就能沾沾自喜很久。

很多甘肃人在春节返乡后，都会晒出一碗牛肉面。我也曾试图在牛肉面身上建立我的怀乡之情，但发现有点难——牛肉面讲究“一清二白三红四绿”，而我既不爱吃面，也根本不能吃辣（红）。我对牛肉面最深刻的记忆，是有一次在餐馆点面，忘了叮嘱不要放辣，结果被辣得当场痛哭流涕，连衣服上也被溅了不少油点，吃得非常狼狈。此后，我非必要不约人吃牛肉面。

这些年，我像柳絮一样漂到哪就适应哪，后来学了一些时髦的话，说自己是一个真正的“世界主义者”。但事实上，那是因为我对任何一个地方都没什么归属感。我没有真正融入过任何一个地方——除了那个在地理位置上属于甘肃某个山坡上的厂区家属院。

为了融入大家，我也尝试过和大家一样说方言，但失败了——我说得太不标准，自己别扭，别人也听不懂，最后索性破罐子破摔，不说了。一些学校里的小混混为此“约谈”过我，“你怎么总是说普通话，别装逼行不行？”。

不光这个发小，今年过年，我去另一个发小家做客，她的家人依然能叫得上我姥爷的称号：“刘工”，并激动补充，“你姥爷和她爷爷埋在一起哩！”虽然大过年的，听到这句，我们都沉默了。

但这确实道出了老一辈厂矿人的生活轨迹：在职工医院出生，在子弟学校上中学，如果没考上大学，就继续在这上技术学校，毕业后回到厂里工作，最后在厂里的太平间结束一生，和熟悉的工友埋在同一个熟悉的山头。

我们全家也搬到了距离厂区很远的一个城里，进入新学校，新生介绍时别的同学都说自己来自某市某县某区，我只能说我来自“某某厂”。同学后来谈起我，说的也是“她是某某厂人”，好像在他们心里，“某某厂”是和县、市、省一样正常的地理区划。

尤其厂子飞速发展，上市融资后的几年，每年发给员工们的肥皂、洗衣粉、手套多到用不完，电影院、书店、球桌厅里总是人满为患。厂里一度每年都有声势浩大的烟表演，那至今仍是我看过最热闹最炫目的烟表演，表演总是以一排“母公司恭祝您新年快乐”绽开在天上而结束。

我的发小当然也来自厂区。四五岁的时候，有一天妈妈说楼下来了新邻居，随后就看见一个小女孩躲在她奶奶身后探头探脑。后来我和这个小女孩成为了同班同学，变得亲密无间。每年大年初一，我们先敲响对方家的门，看看彼此的新衣服，秋天白杨落叶，我们一起用落叶根茎玩一个“扯牛筋”的游戏。尽管后来，我们选择了截然不同的人生，但依然共享了独一份的厂区童年，成了亲戚一样的关系。

这让人放入陷入平行时空：难道我们经历过的那些，都是假的吗？当然不是假的。后来我发现，全国还有很多人经历过这样的“平行时空”。导演林鑫曾用整整三部纪录片，记录下了同为一五时期项目“西北铜川矿务局”里发生的一系列故事，调查了厂区一起沉重的矿难。在王小帅的《青红》，贾樟柯的《二十四城记》，王兵的《铁西区》里，也都能看到三线建设时期的厂矿生活。

脱口秀演员李诞在和许知远的对话中，也讲述过自己在nmgxlgl一个草原深处烧碱矿厂的生活：集体生活，天南海北，楼上住着上海人、兵团人，吃着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海鲜，“小时候什么都有，但后来矿区很快萧条了，狗比人多”。

写作了聚焦厂矿生活一书《子弟》的作者潘一掷说，有一种故乡，叫做“咱们厂”，“作为工厂最后一代子弟，他们少年时目睹过工厂倒闭和父辈下岗，早就知道了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。很多人飞向城市飞向沿海，寻找物质上的现实安全感，有的落户在城市里，更有的移居海外。从集体生活，走向相反的独立的原子化的生活。”来自孤岛，来自那些“独立王国”的人们，最终成为了孤岛。

想起幼年时代，一个印象是，眉头中间贴着小红心，涂着鲜艳口红的自己，在大声唱着厂歌。二十多年后，厂歌的旋律依然能脱口而出。为了考证自己记得准不准，我还专门去搜一下，没想到视频网站上真的有这首歌，是一个成年后组了乐队的厂矿子弟演唱的。视频下面，每年都有新的用户评论发布，感慨从前。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和我一样，前奏一响起来，就有点想哭。我意识到，那可能就是“故乡”的感觉。”

“这就是我找不到归宿而成了流浪汉的原因，我其实知道数字生命项目的危险，但我还是参加了，你如果看到这段文字，也就证明这个危险真的发生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