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无机凭借赵公明的手机联系，回到了赵公明参加项目后的租住的小房间。

一本有点陈旧的日记本摆放小房子窗口边的小桌子上，进入了赵无机的视线。

“我是95后，从小生活在西北一个国营水泥厂家属院。这是一个以厂子为中心的封闭“独立王国”，医院是厂里建的，学校是厂里开的，校服上是厂里的logo，幼儿园大合唱唱的是厂歌。

这个厂是上世纪50年代156工程的产物。当时，为了解决工业基础薄弱的状况，国家在老工业基地东北以外的bj、西安、兰州、包头等城市，建设了上百家厂子。我家在的这个厂，建在甘肃某个偏僻镇子上一个荒无人烟的土坡，建成不久后，实现了水泥窑技术突破，曾经将成吨的水泥运向全国各地。

放在共和国的历史上，这是一批奠定了国家工业基础的厂子；而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，这是一个特殊的生活空间。

厂里的俱乐部，在此挺立了半个多世纪，承包了影院、礼堂、球场、阅览室等等功能。

首先是语言，因为汇集了不少东北工人，我们厂流行一种东北味普通话，比如，“这个本子三毛钱”，三是二声。后来有研究者说，这是一种属于厂矿区的“语言岛屿”现象。初中，我进入本地一所厂外学校，才意外地发现，同学们说的居然是本地方言。在这所学校，即使同在一个西北小镇，我依然深深感觉到异乡人的孤独。

讲回我们厂区家属院，它分为南北两部分，中间由一个天桥连接，走路需要二十来分钟。天桥下面是当地牧民和他们的奶牛的神秘领地，我和发小们有时会背着家长偷偷下去，为漫山的牛粪和土砖下藏着的蚂蚁蛋兴奋半天。

我家在厂区北边，天桥下人行道的另一侧，是一片用来隔离工业粉尘的白杨树林，我和发小曾在树林里种下几棵白杨树，希望它能长成大树，结果被野猪无情地吃掉了。厂区南边居民楼更多，也更繁华，有学校、职工医院、俱乐部、灯光球场、小市场。

在这里，大人们要么来自隔壁车间，要么是楼上楼下，一个小孩他爸妈是谁，做什么的，家里有过什么风流往事，大家都门儿清，即使不认识，一翻厂区通讯簿，也能联系上：通讯簿上，按姓氏排列，所有职工的手机和座机号都有。在我的成长记忆里，厂区在通信上一直是走在时代前列的，比如社会上流行小灵通，厂里就发小灵通，社会上流行手机，厂里就发手机。

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，明明是在自己的户籍地，我却像个异乡人。也是从那时候开始，事情开始露出端倪：作为厂三代的我，作为最后一代厂矿子弟的我，无可避免的成为了一个文化孤岛。

回忆厂区生活，有过非常快乐的时日。每天早晨，厂区会播放纯音乐，虽然不知道曲名，但我爸爸至今能弹出那些“厂里早上放的歌”。

后来，和所有那些曾经地处偏僻，庞大臃肿的厂矿一样，属于我的“母公司”故事也开始走向完结。2006年，我们的子弟学校收归当地教育局，学校的牌匾换了，名字换了，校服换了。从2010年开始，几代职工家庭陆续搬走，去县城，去省城，所剩的人越来越少。从五湖四海来的人，最后又回到五湖四海。

我很羡慕那些能用一顿牛肉面抒发乡愁的人，他们是真正有故乡的人。他们从小在这里长大，会说地道的方言，即便街道景致年年在变，但生活方式不会变。而我熟悉的生活方式，早已随同厂矿大院，消失不见。

这个春节，我和发小们想回厂区聚聚，发现母校的楼没了，四合院变了色，以前总是举办歌唱大赛、篮球大赛的灯光球场，没什么人了；热闹红火了几十年的小卖部、小市场，都拆了；广场前的地灯不知道被谁砸了，不亮了。熟识的领居更是不在了，坐在门口的陌生面孔盯着我们——我们意识到，我们好像才是外来者。

在这个欢乐的世界里，就连住在天桥桥洞里的一个傻子叔叔，每天拉着架子车，到厂里捡垃圾时，也是笑容满面的——好像不论什么样的人，都能在厂里谋得一份差事，养活自己。小孩们放学后，甚至经常和傻子叔叔一起走，有的帮他推架子车，有的听他讲故事，顺便再从车里拿走几个看得上的垃圾。

我读三年级时，有一次不小心拿错别人的作业本，妈妈翻开这个通讯录，靠盲猜对方家长的姓名，打了一通电话过去，果然是。听闻消息后的对方家长骑着自行车，一路风尘仆仆来取回本子，没耽误家里小孩写作业。

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，真实的痛苦曾经是隐而不露的：比如小时候，有次出教室，看到空中漂浮着白色片装物质，我们以为是雪，但经验老道的老师们知道，是工厂污染，叫我们赶快跑回教室。还有一年，厂里很多人都说，一位工人高空作业，掉进矿坑。真实情况不得而知，大家只看到，第二天家属院前来了很多黑色小轿车，听说是领导来谈赔偿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