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密斯特刘,你脑子一点也没开窍!”
闻一多的话让刘兆吉一下子愣住了,他一头雾水地站在原地,完全不明白闻一多为什么会如此生气。牟光坦看着一脸茫然所措的刘兆吉,从座位上站起身来,刘兆吉似乎还想开口,可上课钟声再次敲响,下一节授课的先生已经站在门口等着了。
闻一多先生将皮包扣好提在手里,走下了讲台,跟门口的先生微微颔首,走出门去。
涌入教室的学生越来越多,刘兆吉回到座位上匆匆背起书包,蔫头耷脑地走出教室,牟光坦跟着他走到外面,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。
“你别往心里去,你也知道闻先生对你这本民歌集有多上心!以闻先生的脾气,越是在乎的人和事,眼睛里越是不揉沙子的。”
“我明白,你说我一个学心理学的,竟然一时兴起去采集民歌。虽说是我凭着一腔热情开了头,可这一路上要是没有闻先生的帮助和鼓励,我决然走不到今天这一步,就连这本书的出版,也是闻一多帮我张罗的,我怎么会往心里去呢!我只是想不明白,为什么闻先生会那么喜欢那首民歌,肯定是有什么深意是我没领会的。”
牟光坦转了转眼珠:
“先生念的那首诗再给我看看!”
“可誊好的稿子我已经给闻先生了……啊,当时记诗的本子我还带着!等我找找啊……找到了,就是这一首,字有点草,不知你看不看得清楚。”
牟光坦接过本子,从头到尾细细读了一遍,这首民歌的确从头到尾都透出一种粗鄙之气,对于刘兆吉的困惑,他是理解的,甚至他有跟刘兆吉一样的困惑。在他的心中,诗总应该是美的,或是韵律之美,或是意境之美,或是诗人的灵魂之美。《诗经》中《风》一部中的民歌虽采自民间,却自有其不事雕琢的自然之美,而他眼前这首民歌,却真的和“美”一点儿沾不上边。
“兆吉,闻先生对你收集民歌这件事一直是赞赏有加的,先生肯定是有他自己看问题的立场和角度,你的看法我是赞同的,至于闻先生话里的深意,咱们找个时间咱们再请教就是了。”
虽然牟光坦用这些话开解刘兆吉,可这件事却让牟光坦心中的困惑更加严重了,好在在诗歌的道路上,他不是一个人,还有许多“同道中人”。
蒙自时“南湖诗社”里那一群爱诗的年轻人,到了昆明依然定期举办活动,只不过是换了个名字,更名叫“高原文艺社”。因为昆明地处云贵高原,而对于社内大多数从北平、上海这些海拔低的地方去的同学们来说,“高原文艺社”可以说是十分恰如其分了。而高原文艺社中的成员,除了已经毕业的林蒲之外,还有周定一、赵瑞蕻、刘兆吉、向长清、陈士林、周贞一这群“南湖诗社”的故友。
一九三八年十二月,西南联大到昆明后第一个学期开学没几日,“高原文艺社”的社员们就在昆华农校的一间大教室里举行了第一次社员大会,会上重申了“南湖诗社”时期便定下的几项原则,即以新文学创作为宗旨,以创作服务于抗战和反映现实的作品为主要方向,以崇高的艺术品位为追求。在大会上,向长清、刘兆吉被选为负责人,除了“南湖诗社”的老社员,大会上还有王佐良、杨周翰等新社员出席,之后又有何燕晖、于仅、邵森棣、陈登亿、周正仪、李延揆、杨苡等同学加入了进来。
“高原文艺社”的活动方式跟“南湖诗社”一样,出刊仍旧以壁报形式为主,每两星期出刊一次,社员将誊抄好的书稿贴在结实的牛皮纸上,再张贴在昆华农校教室的外墙上,供联大师生们品评观看。
赵瑞蕻几百行的长诗《永嘉籀园之梦》从蒙自海关张贴到了昆华农校,几百行的长诗整整贴了一面墙,让同学们佩服不已。而牟光坦昔日的诗作《古墙》、《野兽》、《我看》、《园》、《出发——三千里步行之一》、《原野上走路——三千里步行之二》等诗艺精湛、情感丰沛的作品也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。后来高原文艺社的壁报每次刊出,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凑上去看,大有要把头挤破的架势。
双更达成。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读诗了吧?而且当代诗歌越发成为私域写作,书写小情小爱小确幸,宏大叙事更是成了被极力规避的存在,然而在西南联大的时代,有一群诗人的双眼一直在盯着他们所在的世界,他们怀着极强的社会责任感,一直试图通过诗歌表达自己对战争的严肃思考,虽然他们一直在探索诗歌表达的各种可能性,其间也借助了西方诗歌的各种诗歌技巧,但他们诗中的内容从未离开过中国这片土地。
关于《西南采风录》后来的故事:
还请各位多多推荐,多多评论。
鞠躬,感恩。
(本章完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