留给我们的似乎比预想的残酷十倍——我甚至来不及包扎一下伤口，就要急急地奔到我的导师病榻前了。他又一次吐血，由野外勘查营地转回，不得不一次次到医院检查。

"瓷眼"仍然呆在医院不出来，整座大楼依旧充满他的气息。

我的导师作为副所长，在去医院检查时连一辆车子也要不出来。分管车辆的人笑嘻嘻地说：打招呼晚了，车都派出了，实在没有办法。谁都明白这是故意刁难，因为楼下停车场上小车班的司机都在那儿打扑克当时我不在场，不知最后我的导师是怎么去了医院。但这的确是他生前最后一次需要动用公家车辆了，因为他接受了这次检查之后再也没能出院。

检查的结果是胃癌晚期。

医生说已经没有希望了。我伏在导师床前，强抑着没有掉下眼泪。他微笑着看我，问我这一段忙些什么？我脸上的伤是怎么回事？我不想把那些事情告诉他。伤嘛，是在黑夜中跌成的他枯干的手啊，那么温暖地抚在我结了瘢痂的脸上。为了这抚摸，我会一生爱着恨着，永不遗忘。我将因为对这抚摸的回想而幸福、感激。我告诉他：我全知道了，老师不该这么折磨自己他平静地望着我，手指插在我肮脏的头发中："我原以为时间还够用，只是有些紧，现在看"我再也忍不住，几乎是喊道："老师，听从医生的安排吧，赶快手术吧！"他点了点头。

大约是准备手术了。医生又进行了一连串的检查，然后让人通知单位和家属。单位的人姗姗来迟，来的是一位搞行政的副主任，从头至尾皱着眉头。他被医生告知，单位需要值班的人，需要陪床的人，他都皱着眉头。

半天的时间，医院里涌来了十几个人——他们被医院的人赶走又涌来，哭着。更多的人从门缝望着床上蜷成一团的病人，满脸悲伤低下头。医生把大多数人都阻在门外。我提出由我自己值班，顶多再找一个人。

一直到最后，亲属也没有来。找亲属的事儿导师既未同意，也未反对，只是嘴唇动了动，说出了电话号码等等。我们都知道他与爱人分居二十多年了，一直是一个人生活

手术的事情已经是不可能了，因为医生们会诊之后告诉，一切都太晚了。

这最后的决定使我忍不下去。我躲到走廊上哭了一会儿。

导师喊我，那微弱的声音一传到耳膜，我赶紧擦干眼泪

他的枯手伸着，伸着，我奔过去抓住了它。他的声音越来越弱："我那些笔记全交给你了，还有"

这是我所度过的最长、最艰难的一个夜晚了。疼痛开始折磨他，他忍着，尽量不发出呻吟。这使我想起在野外作业时，我常常在夜晚听到的牙齿磕打、屏气声，原来他早就开始忍受了。我求医生打止痛针，一夜里打了好几次。他偶尔昏迷，但一醒转过来就伸出手臂寻找我我一直伏在他的床边。

一天，两天，第三天夜里他又吐血了。这一次吐得好凶，好像再也不能停止。我吓得大叫起来，一边托起他的后背，一边叫喊。走廊里响起啪啪脚步声，医生们跑来了我的左侧沾满了他的血。他的头歪到一边去了。

他昏迷了。他再也没有醒来。

我的导师离去了，从此整座大楼都空空荡荡。我踏着走廊、踩着台阶，都像走向了一片荒野。死亡的气息在这儿第一次压过了淫荡的气息。那些男男女女暂时呆在角落里，再不到处乱窜了。往日他们像白天的耗子，迅速而无耻地游动。

老胡师，这差不多就是我参与那场所谓"争执"的全过程了。您真的认为倒下的是一个势利小人吗？他直到最后还在维护着人的尊严。他面对的是一个生满了疥疮的雄性恶兽。

您的轻信、您的满怀善意的指责已经深深伤害了我。我对您几次想放弃回答辩驳的机会，因为这差不多已经有点多余。那时我被郁愤压迫得喘不过气来，心如死水。我满眼里看到的都是那只雄性恶兽作践的狼藉。我用了很长时间来平复创伤，咀嚼着往昔——我不能不怀念您银发下闪动的善良的眼睛，于是我最后还是对您说了。我认为这不仅是叙说我的导师一个人的苦难历史，而是关于我、你、他——我们所有人的历史。这更不是在为我自己辩白，而是为了我们所有的人——那些可以被称之为"人"的人——的辩白。

我已目睹着几个人死去：外祖父家里最忠诚的男仆，即后来开创林中茅屋的老爷爷；我的外祖母；大山里结识的地理老师；再就是我在三所的导师了。他们化为了我生命的一部分。他们分别是我的恩师、长辈、亲人，是我心目中最值得信赖的人。可是他们死去了。这就不能不使我思考死亡。

原来它离所有美丽的人生如此之近，而离那些蛆虫和兽类好像又如此之远。死亡的神秘比之于生的壮丽，不知要大上多少倍。人不可能忽略死亡、可是人不能害怕死亡。一些最美丽的人生突然中断了，那么还有什么值得自我斤斤计较呢？

如果不怕死亡，那么剩下的就是专注于美丽人生了。它们将长存于我们心中，再也不会消逝。我们在这之前没有竭尽所能挽留它们，而且还偶尔地、不同程度地容忍了对它们的毁灭。于是我们现在的怀念、小心翼翼的维护、满腔的挚爱，都不过是一种赎。

回忆他们，我对自己充满了愧疚。那一张张或微笑或沉默的面孔，无一例外地显示了强大。他们的强大在于他们的纯洁，人纯洁才能高贵。半生过去了，我才有了对"高贵"这个概念的重要认识。这对我太重要了。人应该是高贵的。

人为了追求高贵，可以贫困，可以死亡。这是不变的至理。关于它的认识，一直存在于一部分人的心灵之中。但他们究竟靠什么才把这种认识传递到遥远的未来？我一直不解。

过去我曾认为依靠典籍，即纸页和竹简，现在看这种理解多么浅薄。文字只能是提供过去的证实，是个记载和提醒，而难以构成最有力的承接链条。其实传递的真正奥秘存在于血液之中。

人如果不顾一切地规避危险，追求自己的利益，满足欲望，与动物就没有什么本质区别。人性等于尊严和理想的同义语。如果一个时代是以满足和刺激人类的动物性为前提和代价的，那么这个时代将是一个丑恶的、掠夺的时代。这个时代可以聚起粗鄙的财富，但由于它掠夺和践踏的是过去与未来，那么它终将受到惩罚和诅咒。丑恶的时代就是不留退路的时代。

我们这座大楼的"瓷眼"在实现自己的计划中，别无选择地使用了传统杀手：金钱与性。这就使他与人类所有的敌人一脉相承，他们所采用的方法毫无二致。一方面极尽所能地、破坏性地投机赚钱，发放补贴；另一方面又对低俗的性关系暗中鼓励，并身体力行。在如此严肃的一个机构中，竟然随处可见黄色下流的图片和杂志。人的心弦松弛了，神色模糊了，锋芒折断、勇气也就丧失了。再没有人专注于原则，苟且成为普遍现象；只要不亲手去实施耸人听闻的恶行就已经是难得的好人了。人们对道德和责任的要求已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。

而一个真正淳朴的人，有教养和有知性的人，就会本能地做出反抗，他绝不会无动于衷。

——这样的人由于身处这样一座大楼中，就等于踏入了一片可怖的荒漠。他听不到回声，只能眼睁睁看着无边的焦沙吸尽身上最后的一滴水汁。

"瓷眼"几乎满足了所有的"人"，因为他发现并发掘了人体内的动物性，集中地代表了它们。

我为什么感到惊愕？因为除了面对这些血痕，还要面对可怕的"雷同"。"瓷眼"与柏老的行走轨迹、他们对待"敌手"的办法、吮吸和占有的过程，都惊人地相似。他们都曾攫取劳动，都曾利用一个时代所特有的动荡和混乱，在劳改农场、工矿窑井、荒郊野地等场所，从肉体到精神地摧毁障碍。

雷同，毫不介意的重复，既说明了一部分人想象力的枯干，又表明了某种癫狂和无忌；同时也更加凸出了人们的容忍、漠然和遗忘有多么彻底后者才是更为可怕的。丑恶和残暴不断用"雷同"来刺激和提醒我们，可我们就是视而不见。

但幸好还有些例外。比如我的导师，他记住了每一个细节，于是有人就要磨碎和消灭他的记忆。他顽强地回顾，有人就顽强地磨损。一场持久的抵抗最终使我的导师血气耗尽，最后患了绝症。如果不理解这场持久的抵抗，就不会理解一切的残酷是缘何而生、又为什么一次次重演——原来他们恐惧的不是某一个人，而是他所代表和辐射的精神，是一种被一代代继承又一代代扼杀、最终总是存活的——精神！

他们太恐惧了。

就为了这一切，他们有时可笑地繁琐和用力。谁如果看到我的导师，看到他孱弱的身体、全力倾注于事业的模样，就会对"瓷眼"一伙的兴师动众产生惶惑：这是毫无必要的。

动用黑道上的人传讯、偷查档案，这只是他们孤注一掷的举动。而这之前已经有过更为拙劣的、荒诞不经的尝试。他们几乎不放过任何机会来做点什么——只要对方不放弃记忆，他们就不放弃。他们不允许一个人有记忆。看来记忆是一种很特殊的东西，它可以燃烧、可以顺着血脉流动

由于我的导师在学术界享有难以动摇的地位，他的成就和品格令人景仰，所以"瓷眼"一时也没有办法。他总想设置一个过不去的关卡，可惜总也难以做到。

在我来三所的第二年，正赶上有关部门大面积的资格考察活动。这次考察据说是非常重要的，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，票上设有"称职"、"不称职"和"基本称职"三栏，以供填写。如果一个人"不称职"票超过了半数，就将对其"重新加以考虑"。

这其实是一场无聊的游戏。对于"瓷眼"而言，却似乎来了一个小小的机会。他们紧急动员起来，表面上却伪装得无事人一样。大楼里的气氛有些异样，但这只有仔细观察才看得出来。我那时对内情一无所知，基本上还是"一张白纸"。于是"瓷眼"身边的人就把我列为他们的一个人——他们认为新来的没有理由不投入他们的怀抱。先是给我调换办公室，把我由一个四人房间调到了二人间，待遇似乎也提高了。从此对桌就有了一个胖女人。她快言快语，爱笑，笑起来皱着眉头；里里外外携带一个饭盒，里面装有排骨、酱菜、点心，甚至是酥糖等。她高兴了随时捏一点东西吃，还非要我尝尝不可。我不吃，她就硬塞到我嘴上，咕哝说："你个小狼嘴儿！"

我成了"狼"。我在她眼里如此可怕吗？她塞入的是一块酱菜，咸得甜得让人发抖——一个女人没事了竟咀嚼这样的东西，真令人惊叹。

她每一次吃过东西都一阵兴奋，在屋里走来走去，说：

"我最讨厌那些上班时间窜来窜去的人了，他们不好好工作，从这个屋到那个屋——你知道所长跟这叫什么吗？叫窜堂！"她常常像自语，又像忙里偷闲传授我一些知识和消息，像什么"七月十七号十九点十分月食"、"三处处长有可能提拔，一个老姑娘帮了他"、"男女都"

这一回她暴躁地骂起了我后来的导师——副所长，说他是"伪君子"、"下流坯"，"吃里扒外的白眼狼"，"最小气"，"野心比谁都大"，"说不定还是个色狼"我对她骂的人当时不太了解，只觉得那是一个内向的、工作态度极为严谨的人。她对在我耳朵上说："活该，这个月要考察他了——你一定要填写不称职！"

我看了她一眼，发现她是个双下巴，敞得很开的胸口那儿吊着一尊金佛。

她皱皱眉头，严厉地叮一句："听见了吗？"

"听见了。"

"你发誓！"

我怔怔地看着她。我见她一双空洞的眼睛这会儿水汪汪的。好像她心怀巨大的冤屈，刚刚寻到了一个复仇的机会，随时会像个厉鬼一样扑过去。我说：

"我不会为这种事儿发誓"

"可人家都发誓了！"

再没有谈下去。我已经察觉到什么。我那时才感到这座阴森森的大楼内，原来如此地无聊和腐臭。我那次在填写考察票时认真地思考了一下，我凭着自己的感受和印象，认真地给我未来的导师填上了"称职"两个字。我觉得坦然多了。

事后我才知道，"瓷眼"身边的人得知考察的消息之后，大约提前两个月就行动起来，分别派人一盯一地做工作。大概我是被胖女人"盯"的对象。他们还派出骨干，开着车到下边的几个野外作业营地，一一做工作；并根据谈话对象的不同情况，分别许愿和收买；遇到难以影响的人物，就下大力气拉拢，送礼品、请客吃饭；如果仍不成功，就最大限度地孤立和威胁对方。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，他们还专门印制了所谓的"对照表"，表上对应开列了所长的伟大功绩、另一个人的恶行——由于都是捏造的，所以这些"对照表"不准复印，而且原件编号，事后收回，严密得令人吃惊。那些答应投否定票的，必定要被再三叮嘱，最后发誓，还要发"毒誓"——我第一遭明白了什么才是"发毒誓"：即由发誓者念出"誓言"，然后说自己若有违"誓言"，则自己遭受如何如何恶报、自己的至亲至爱遭受如何如何恶报不仅如此，还要最大限度地辱骂某个人、同时对所长表达无与伦比的尊崇敬仰。

发过"毒誓"似乎也就万无一失了。但事情远没有这样简单。因为投票场所设在大楼会议厅内，厅很大，投票人可以坐在远离别人的地方，于是所里就建议编制坐位次序表——每个人都必须坐在被指定的位置上。这样，有人就暗中警告投票人：你最终是否按誓言投票，我们都知道，因为你的前后左右都有我们的人！被警告者战战兢兢答：我一定一定

于是一场闻所未闻的、最无耻最无聊的投票就这样开始了。结果无论对于谁都不算理想。对于我的导师而言，他得到的肯定票比应有的少多了。这绝不是他的不幸。

那些投反对票的人，其中一大部分都是导师的学生，是在他的直接和间接指导下成长起来的。他们喝干了母亲的奶水，却要接受驱使回头噬咬母亲；有可能的话，就把她撕扯得鲜血淋漓。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更无耻、更无义的了。当然，这样做的都是在学业和生活上毫无指望的学生。

这一切，简单点说只是这样一个故事：几个可怜虫怎样围困一个天才

对于我的导师，这当然是微不足道的、可笑之至的插曲；但从它揭示的本质而言，又足以令人绝望。人的背叛和无义、蒙羞和可耻竟会达到如此地步。

我在那之后曾注意过几个人的眼神：他们都是在导师精心饲喂下长大的，亲耳聆听过他的教诲，一滴一滴汲取营养，可是在那个时刻却残忍地投下了石块。违心和不义带来的痛苦使他们不敢正视别人，一副胆小鬼的模样，看上去比以往更显得卑琐，走起路来缩手缩脚，说话分外和蔼，像呵气一样他们从此将被不幸攫住。

至于那些"瓷眼"身边的死硬分子，在这之后因为失望和嫉疼，脸都灰了。他们在这之前太乐观，他们到死也不明白：按照发毒誓和收受好处、受过威胁的人数来计算，再保守也不止收获这些反对票啊！这是怎么回事呢？

尽管这只是一场小测验，一次资格考查，但因为涉及到如此严重的事实而使我倍加重视——不得不认真对待知识分子的判断。

因为谁也不能否认，参加者百分之九十都是专业人员，都是有一定资历的三所人士。那么再苛刻一点的要求都是应该的。可怜的是，一场最不可思议的无聊又无耻的游戏就在这所大楼里发生了。

这就有理由让我们思考和怀疑：即便在所谓"知识分子成堆"的地方，也并没有太多的知识分子——真正的知识分子。他们在基本的、并不复杂的检验面前，很容易就显露了自己的卑贱。

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有起码的洁净。首先是心灵的洁净，其次才是专业上的造诣。污浊的人是不会有好的判断的，污浊是罪恶蔓延的根源。

我同时还注意过我的导师。他刚开始对这一切只是有所察觉——面对一场围剿自己的阴谋毫无警觉是不可能的；但他无论如何不会想到在这样一次微不足道的活动中，有人竟会花费如此巨大的精力、动用如此原始的方法去运作。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荒唐和可笑。他在事后知道了这些，虽然略有吃惊，但还是微笑了一下。这笑容是温和的、遗憾的和藐视的，更包含了深深的同情。

我会永远记住他的微笑。

那些丑类在这永恒的微笑中将永远卑贱着、绝望着；那些苟活者在这永恒的微笑中会因百无聊赖而煎熬着、痛苦着。

他们在这无所不在的微笑中绝找不到其他出路。

我因导师的死想到了父亲。他曾被我恨了好久，我长久以来都把整个家族的不幸、把一切的责任记在了他的身上。因为我亲眼见过他在最后的几年里怎样折磨小茅屋里的人。他去世时我没能守在身边——这也免除了一生的记忆之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