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傻瓜！”母亲笑了笑，好象又回忆起什么，“我以前不是见过他吗？他和那个时候比起来似乎有些不一样……”

“哦？”

“大概是眼睛吧……我记得以前他的眼睛冷冰冰的，不讨人喜欢，现在却变得很温柔，他……应该是个好人吧？”

“好人？或许不能这样说……”我忍不住笑了，突然又想到了什么，“妈妈，如果他以前很冷血，做过很多错事，而现在想重新活一次，你说……上帝会给他这个机会吗？”

母亲静静地凝视着我，眼神里包含着宽慰和理解：

“当然了……孩子……当然了……”

被救出来的人分成了两组，五个人分别藏进了两辆运稻草的卡车里，剩下的则化装成农民的样子坐进了驾驶室。

我换上鸭舌帽和粗呢外套，沾上假胡子，游击队的小伙子们把冲锋枪放在地下室的墙里边，然后为我们留下了几把手枪。

“路上小心。”约瑟把我送上车，犹豫了片刻又补充到，“……我会替你打听他的消息，不过你最好别抱希望。”

我苦笑着对他说了声“谢谢”，跳上车。

天空黑乎乎的，月亮和星星都看不到，四周也没有一点声音。今天晚上约瑟他们将分头回巴黎，而我们则有可能不会再回到这个城市。车灯在漆黑的道路上射出两道黄色的光柱，我忍住回头张望的冲动，对身旁的人轻轻说到：“走吧……”

“天鹅”在巴黎的势力被盖世太保破了百分之九十，“夜莺”剧团不复存在，而虽然拉丰和西蒙的家人没被卷入其中，他们的资产却全部被没收了。幸好我在瑞士银行还有些存款，于是在一个星期以后，我利用逃亡通道把他们送往葡萄牙，让他们去英国。

对两位忠诚的朋友我永远很内疚，他们支持我，虽然我尽量令他们远离危险，最后却还是让他们背井离乡。可是拉丰在临走还前笑着对我说：“我们决定先向你贷款在那边开个什么军需用品厂，夏尔特，等战争结束后你会发现自己比原来还要有钱。”

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……

而母亲，她坚持要留在离我最近的地方。

阿曼德庄园已经被纳粹查封了，我所能做的只能是劝她先到瑞士，我随后就去。她相信了，所以我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自己的亲人和朋友全部送到安全的地方。

但是我得呆在法国，因为至今约瑟也没有给我少校的消息；因此我不能走，也走不了！

我利用假身份证，伪装成了一名钢琴制造商，顺利地从夏龙到了马塞，并且联系到了躲藏在这里的戴西，装扮成夫妻在一幢小巧的公寓里住了下来，着手整理所有的损失情况。

大约在一个星期后，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巴黎的信，信封上用铅笔写着“y·j”。我得承认打开信封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像急促的鼓点儿。

上帝没有给他机会－－

少校果然没有逃过他同胞们的尖牙利齿，他被捕了。“通敌”和“间谍”的罪名压在了他的头上，他被关押在单人牢房中，等候审判。

一股刺痛从指尖传到心脏，我全身几乎都要麻痹了；一种无能为力的沮丧和焦灼笼罩着我，让我整夜整夜无法入睡。

一个月后，第二封信告诉我，少校被押回了德国。由于冯·波特曼将军的努力，他这个唯一的儿子最后免于死刑，但是军衔降为下士，被发配到“阿道夫·希特勒警卫旗队”当了一个普通士兵。

这时候我才隐约松了口气，感谢仁慈的上帝还是听到了我祈祷。

1942年，无论对德国还是对世界反法西斯力量而言都是关键的一年。

那个小胡子男人头脑发昏地进攻苏联，终于为自己敲响了丧钟。斯大林格勒战役打了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