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后人口中说起来, 率先打破这个规则的人，竟是最讲究“以礼治国”的孔子, 他提倡有教无类, 一生收下门徒三千，发出了“百家争鸣”的先声。

战国诸子这些著作中哪怕是不同意他见解的，那也绕不开他这个人，时常拿他出来当反面例子费尽心思反驳他的观点。

孔丘读战国诸子的书, 是一种很新鲜的体验。

就好像他虽然死了, 但他的思想仍散落于世间的每一个角落, 像是一颗颗种子似的到处生根发芽。

这些种子有的开出花来，有的长出草来, 有的结出累累硕果，有的无声无息地开了又落。

其中仍自认是他传人的有与他一样辗转各国谋求任用的孟子，也有在稷下学宫“三任祭酒”的荀子。

那孟子虽一生都与他一样无法真正施展胸中抱负，生平著述却在一千多年后再次焕发光彩，成为后世那些读书人与外来学问抗衡的依托。

那稷下学宫聚百家之英才，高谈阔论，各抒己见，想想便觉热闹非凡，而荀子能三次担任稷下学宫祭酒，足见其才学冠绝当世。

稷下学宫所孕育出来的学问与人才，又如一颗颗种子般散落于世间各处。

孔丘笑了笑，手头拿着什么书便教他们念什么。

有时教孟子的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善天下”。

有时教荀子的“天行有常，不为尧存，不为桀亡”。

有时又教墨子的“兴天下之利，除天下之害”“口言之，身必行之”。

自家两个后辈自不必说，孔丘觉得墨子这人也挺有意思的，他和孟子讨论儒家问题，辩论得孟子都有点无言以对。

比如墨子坚持“明鬼”和“非命”。

也就是说墨子认为“鬼神”是明察天下的，它们将会根据你平时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决定对你予福还是予祸。

这也就意味着你的寿命、贫富、高低贵贱并非是命定的，而是由你自己的行为来决定——你的命运可以由你自己去改变，天下的命运也可以由天下人去改变。

而文中的“孟子”持有的观点正好相反，儒家认为贫富寿夭都是命定的，个人的努力改变不了什么，且世上根本没有什么鬼神。

墨子就嘲笑他：“你们儒家这些说法根本就是相互矛盾，如果世上没有鬼神，那你们年年费那么大功夫搞祭祀祭的是什么？如果一切都是命中注定，你们还劝人学习干嘛？”

墨子此人的口才属于孔丘读了都觉得真了不起的程度。

只不过当你跳出《墨子》这本书再来看，兴许会发现不管是孔丘还是孟子的观点都没有书里写的这么极端，墨子很有点自己竖起靶子自己打的嫌疑。

比如孔丘在旁人问起如何“事鬼神”的时候，说的是“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”；问起生死的时候，说的是“未知生，焉知死”——

这说明孔丘的想法是活着的时候好好干好自己的事才是最重要的，别去讨论什么鬼神与生死。

孟子就更了不起了，他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——变置社稷。

没错，他认为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。

如果诸侯危害到社稷，那就换掉诸侯；如果社稷危害到民众，那就换掉社稷！

这里的社稷，指的就是当时人们祈求风调雨顺、作物丰收的祭祀对象。

倘若人们按时按点虔诚地向神灵献上丰盛的祭品，神灵却还是给我们降下旱涝灾害，那我们就要“变置社稷”！

神不保佑我，神都给你换咯。

就是这么直率又淳朴。

不管是哪一家的观点，孔丘都觉得其中有不少可取之处。

能够为了实践与传扬心中的“道”畅所欲言的人，其著作读来都可喜可爱。

相比于孔丘这个“无名之辈”，司马迁很快把他老师董仲舒安排起来了，不仅请他给江夏郡的教育问题把把关，还聚集本郡优秀学子来听董仲舒讲学。

可谓是既把自己这位老师捧得高高的，又把自己这位老师的用处发挥到最大。

孔丘跟着在后面坐着听了许久，清楚地感受到这已经不是属于自己的时代。

他不过是此处的过客。

苏轼这闲人每日与霍善到处闲游兼吃吃喝喝，只时不时凑过去找孔丘聊天弹琴下棋。

直至孔丘将要回去的前一天，他私底下才找霍善商量道：“我们明儿送份束脩，让先师给我们讲次课如何？”

霍善好奇地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他见惯了苏轼不干正事的模样，他突然摆出潜心向学的姿态还真叫他不太习惯。

苏轼道：“遇到有大学问的人，你难道不想从他身上学点什么？何况我拜了那么多年的先师，见到本人怎么都得多听几句他的教诲才是。”

苏轼又对霍善谆谆善诱，说学问是天底下最珍贵的东西，可不能白白让人教，想学就要交学费。

霍善听后觉得很有道理，便跑去跟李长生说起这件事去。

孔丘收的学费也是很淳朴的，只要献上十根腊肉就可以给他当学生了。

苏轼这家伙经常花得身无分文，霍善要连着他的束脩一并出了，所以得准备二十根腊肉！

小孩子想学习，李长生肯定是不会拦着的，当天就把帮霍善把腊肉准备好了。

翌日一早，霍善把腊肉分了苏轼一半，两人屁颠屁颠地要去找孔丘交学费。